解讀清華簡 周武王克商後放縱玩樂以致病入膏肓

2022-05-08 18:40:54 字數 1663 閱讀 6998

傳世本《尚書·金縢》首句雲:“既克商二年,王有疾,弗豫。可見司馬遷當年所據以參閱者,即為此傳世本之《尚書·金縢》。至於武王克商後崩年的考證,筆者認為,關鍵在於記載武王“有疾,不豫”的傳世本《金縢篇》,究竟作於何年的問題。

傳世本《尚書·金縢》首句雲:“既克商二年,王有疾,弗豫。”對照司馬遷在《史記·魯周公世家》所言:“武王克殷二年,天下未集,武王有疾,不豫。”兩者所言幾乎完全相同。尤其《史記·封禪書》更明確指出:“武王克殷二年,天下未寧而崩。”顯然,司馬遷認為武王“不豫”之年即其崩年,時在克商後二年。可見司馬遷當年所據以參閱者,即為此傳世本之《尚書·金縢》。

但是,隨著清華簡《金縢篇》的出現,“二年說”大有動搖之勢。正如李學勤先生在其大作《由清華簡〈金縢〉看周初史事》一文所言:“清華簡本的首句是:‘武王既克殷三年,王不豫有遲。’作‘三年’,不是‘二年’,武王克商後在位二年說的基礎於是動搖。”(載彭林主編《中國經學》第八輯)

顯然,李學勤先生的看法有其道理。蓋清華簡為戰國簡,而傳世《尚書》文字的整理及司馬遷對《史記》的撰作,均在西漢年間,就此而言,似不及清華簡本之古;且簡本《金縢》明確將武王“不豫”書為“克殷三年”,墨瀋俱在。因此,李學勤先生之論持之有據,無可否認。

然而學術考證的對與錯,有時不是絕對地非此即彼,兩者取捨其一。即是說,肯定清華簡《金縢篇》“三年說”的正確,是否就意味著傳世本《尚書·金縢》“二年說”是錯誤的呢?顯然,此事尚有可議之處。

筆者認為,要考證此事,仍須從武王伐紂的問題談起。

武王起兵伐紂的時間,應在文王受命十一年。或問:文王既薨,武王即位,為什麼還要用“文王受命”紀年呢?筆者認為,這是因為文王治岐五十年,仁聲滿天下,為姬周之王業奠定深基,同時亦為伐紂做了前期的充足準備。而武王稟賦氣魄不若乃父遠甚,且繼位未久,功業未立。故凡事皆高舉文王之旗幟,一切皆藉文王之名義行事。因此武王即位時不敢用自己之紀年,而繼續沿用文王受命之年。正如司馬遷在《史記·周本紀》中記述克殷之事時所云:“武王自稱太子發,言奉文王以伐,不敢自專。”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。故《今本竹書紀年》及《史記》等典籍在記述此段史事時,遂多數採用文王受命之年以紀年。

武王與諸侯會師孟津,應在文王受命十一年歲暮。據《史記·周本紀》載:“十一年十二月戊午,師畢渡盟津,諸侯鹹會。”而牧野之戰則顯然在翌年春。根據《周本紀》雲:“二月甲子昧爽,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,乃誓。”而牧野一戰,紂兵倒戈,武王克殷成功,時在文王受命十二年春二月。有關這一史實,《今本竹書紀年》亦有記載,內中雲:“十二年,王率西夷、諸侯伐殷,敗之於牧野。”兩書顯然都將武王克商成功的時間定在文王受命十二年。

至於武王克商後崩年的考證,筆者認為,關鍵在於記載武王“有疾,不豫”的傳世本《金縢篇》,究竟作於何年的問題。此事《今本竹書紀年》適有記載:“十四年,王有疾。周文公禱於壇墠,作《金縢》。”這極為清楚地表明,傳世本《尚書·金縢篇》所述“既克商二年,王有疾,弗豫”的情形,應發生在文王受命十四年,是歲亦為武王之崩年。因此,若論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二年克商之後,至十四年崩,其在位時間實算(14-12=2)為二年,則傳世本《尚書·金縢》的“二年說”原沒有錯。但若將文王受命十二年克殷之年算在內,則十

二、十三、十四前後共計三個年頭,說明清華簡《金縢篇》的“三年說”,亦是正確的,李學勤先生的看法亦沒有錯。這正如今人算年齡,有虛歲及實歲(即週歲)之別,沒有矛盾,皆說得通。同樣,這種情形還出現在傳世本《金縢》“周公居東二年”與清華簡《金縢》“周公宅東三年”的記載上,亦存在“二年”變“三年”的問題。筆者認為,這就絕非偶然。而兩次改變年數的原因應如出一轍,足以說明清華簡本《金縢》的整理及抄錄者,在計年上顯然有將實歲改為虛歲的習慣。